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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泽平:中中原人民共和国人口的危与机 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力资本红利

日期: 2020-02-03 05:44 浏览次数 : 134

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的《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在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下降七年之后,2018年中国就业人口总量迎来了历史性拐点,老龄化成为一种趋势。随之而来的,不仅有经济前景方面的压力,也蕴含着一系列商业机会。

原标题: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增强经济运行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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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将削弱经济增长动能

摘要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持续增长,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逐年下降,日渐加深的人口老龄化正深刻影响社会供求结构调整,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和目标,需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这为积极布局我国人口老龄化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综合性和前瞻性指导。

文:恒大研究院 任泽平 熊柴 周哲

老龄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表现在经济增长动能的下降。其背后的理论逻辑主要有两点:

近年来,我国老年人口数量和比重持续增长,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驱动作用逐年下降,日渐加深的人口老龄化正深刻影响社会供求结构调整,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和目标,需要未雨绸缪积极应对。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这为积极布局我国人口老龄化经济,提供了战略性、综合性和前瞻性指导。

实习生周心怡对本文有贡献

第一,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劳动力资源总量供给,而劳动力又是经济增长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人口老龄化趋势下,劳动力供给下降,社会生产能力不足,经济增速下降。

伴随人类文明进步,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判断,60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比重超过7%,即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1970年,日本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是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2000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7.1%。2000年至2018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从1.26亿人增加到2.49亿人,老年人口比重从10.2%上升至17.9%。

导读

第二,老龄化会改变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向,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一般而言,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比重上升,老年人在经济中属于“消费型”人口,不创造产出。相应地,社会资源中用于消费的比重增加,必然对资本积累产生“挤出效应”,资本积累能力下降,将削弱经济增长动力。

不过,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是建立在丰富的物质财富基础之上。而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物质财富仍需积累,这样的人口结构,已经深刻影响社会供求结构和增长动力,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必须要面对的重大课题。一是社会财富储备面临挑战。从生产和消费的生命周期角度分析,老年人消费高于生产,在“未富先老”条件下,很可能会带来养老挤占青年财富积累问题,增加迭代养老的风险。二是社会劳动力供应不足。随着人口老龄化,社会劳动力增速放缓和总量增长空间受限,可能导致就业市场供不应求,驱动劳动力成本上升,降低中低端制造业全球竞争力,抬升社会整体物价水平。三是需求结构重大调整。从日本情况看,超老龄社会已经对社会需求结构产生重大而又深远影响。四是供给结构高科技化。加大机器对人工的替代,加强人工智能技术探索,正逐步成为发达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这些情况说明,老龄化社会正系统性影响到社会经济结构。

人口与资本、技术一起在供给侧决定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引发经济长周期拐点、结构转型的重要因素,还在需求侧深刻影响着消费、房市、股市、债市等。本文重点研究中国人口周期的规律、特征、趋势及其影响,我们既强调人口的基础性重要作用,也避免“唯人口决定论”。

从横向对比看,人口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国家,经济增速往往越慢。

因此,要积极布局人口老龄化经济。一是探索养老财富储备积累有效路径。在努力做大经济“蛋糕”同时,完善国民收入分配体系,稳步增加养老财富储备。适应人口结构新形势,完善退休制度改革。拓宽养老金投资渠道,提升养老金增值能力。二是改善劳动力有效供给。完善生育及补贴政策,提升教育水平,提高全社会人口整体素质。拓宽老年人就业渠道,加强老年人就业保障。三是前瞻布局老龄化经济供应体系。加快医疗养老产业发展,推动老年健康教育、预防保健、疾病诊治、康复护理、长期照护等建设,积极构建居家、社区和机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四是强化科技创新驱动。《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中长期规划》提出,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把技术创新作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第一动力和战略支撑,全面提升国民经济产业体系智能化水平。

摘要

世界银行统计的200个国家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与经济增速的散点图显示,老龄化程度越高的国家,GDP增速一般越低,二者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应该看到,人口老龄化本身不是问题,这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逆转的大趋势,每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都需要主动应对。特别是在我国“未富先老”的社会结构下,更要积极布局,通过前瞻性制度安排和经济结构调整,主动适应老龄化社会供求结构变化,增加经济运行弹性,减少人口老龄化不利冲击,大力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人口周期:世代更替的人口再生产过程。1)人口周期具有六大特征。人口周期是指人口经历老一代陆续死亡、新一代不断出生、世代更替的人口再生产过程及其引发的经济社会变化。受经济社会发展影响,微观个体生命周期发生显著变化,比如1950-2015年全球平均寿命从50.0岁升至72.3岁;同时个体生命周期变化又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反作用。个体生命周期加总成为人口周期,呈现六大特征:生育率趋势性下滑;婴儿潮周期性出现直至消失;老龄化不可避免;人口萎缩是大势所趋;人力资本水平日趋提高;人口迁移从城市化到都市圈化城市群化。2)人口周期影响经济长周期。人口影响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包括供求两端,在供给端,通过人口数量和质量两方面影响劳动力、资本、技术三大生产要素继而影响经济。人口数量方面,劳动年龄人口变化影响劳动力供给和资本积累,劳动力城乡转移影响劳动力供给和劳动生产率;人口质量方面,人力资本积累影响创新和技术进步。在需求端,通过生命周期不同阶段消费行为影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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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人口周期拐点引发经济转型。1)人口红利消失,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日韩等国经济增长轨迹受20年前出生人口数和同期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影响;其中,伴随着1992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日本经济陷入“失去的二十年”。2)老龄化提高消费比重、降低消费增速。老年人平均消费倾向高,老龄化导致消费占比上升但消费增速下滑,如美国2013年65岁以上人口平均消费倾向高于87%,而35-64岁平均消费倾向低于80%;日本家庭消费占比1991-2018年从51.6%升至54.1%,家庭消费增速1981-2018年从6.4%降至0.8%。消费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日本0-29岁、30-59岁、60岁以上人口分别在房租、交通通讯及教育、医疗保健方面支出占比较高,老龄化导致日本汽车销量2000-2017年年均下滑1.0%,但促进医疗健康产业发展,日本国民医疗费占GDP比重1992-2017年从4.9%升至7.9%。3)世代风险偏好差异影响资产配置。股市方面,35-54岁人口收入相对较高、对股票投资意愿高,随着高储蓄/低储蓄人口比/)上升,美日韩等国股市相应呈现繁荣景象;其中美国高/低储蓄人口比1981年见底,标普500市盈率也在1980年达到低点后上升。债市方面,从基本面看人口红利消失会带动经济潜在增长率和利率中枢下移。从资金供求看25-34岁人口是资金借贷方、35-54岁是资金供给方、55岁以上借贷需求不大。比如,1980年之前英国25-34岁人口占比增加带动利率上行,1981-2000年35-54岁人口占比增加带动利率下行,2001年之后55岁以上人口占比增加,加之货币宽松,利率仍然下行。房市方面,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数量与同期住房开工量有显著正相关性,比如日本主力置业人群1969年左右接近峰值,住宅新开工套数1972年见顶;韩国主力置业人群1990年代增长放缓,住宅新开工面积1990年达高点后进入波动阶段。

以老龄化极为严重(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20%)的日本、意大利、希腊为例,2000年-2017年三国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0.7%、-0.1%和-0.9%。相反,印度、越南等年轻国家GDP增速普遍较快,两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仅为5.99%和7.15%,2000年-2017 年年均GDP增速则达到7%和6.5%。

中国情况: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力资本红利。1)刘易斯拐点出现,经济增速换挡。人口红利期庞大且年轻的劳动力和高储蓄率投资率带来的高资本投入,支撑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快速增长。民工荒、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见顶等标志着中国刘易斯拐点在2010年出现,2010-2017年中国储蓄率、投资率从51.8%、47.9%分别降至45.3%、44.4%,资本存量增速放缓,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增速放缓,贸易差额占比收窄,2010年后经济增速换挡。2)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发消费结构变迁。老龄化带动中国家庭消费占比2010-2018年从36%升至39%。不同世代消费偏好存在差异,如80后偏好母婴、汽车,60和70后偏好酒类,60前偏好医药保健等。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不同行业影响各异,如25-54岁人群2017年见顶,烟酒销售增速后将放缓;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家电、家具、建筑装潢等地产相关行业合计消费增速2010年见顶;25-45岁主力购车人群占比2003年见顶,汽车销量增速在波动中下滑,2018年首次出现负增长,但新能源汽车潜力巨大;老龄化促进医疗保健消费占比2013-2018年从6.2%升至7.8%。3)主力置业人群见顶,房地产市场进入新周期。股市方面,随着人口红利期经济高速增长,及中国高储蓄/低储蓄人口比2008年见顶,1992-2007年A股总体上行,2007年市盈率一度达49倍,2018年底上证指数报2494点,PE降至13倍,股市未来走向取决于能否实现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债市方面,从基本面看,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中国利率长期呈下行趋势;从资金供求看,2010年之前25-34岁人口占比下降导致利率下行,2010年之后55岁以上人口占比上升,但对资金的需求没有增加,利率维持在低位。房市方面,20-50岁主力置业人群2013年见顶,城镇住房套户比近1.1和房地产长效机制加快构建,带动住宅新开工面积2011、2013年达14亿平的双峰,2018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达14.8亿平、大概率为历史峰值,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告别高增长阶段,进入中速、高质量发展阶段。

从各国纵向发展的经验看,当一个国家处于人口高速增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提升的时期,往往是创造经济发展奇迹的“黄金年代”,反之则相反。

政策建议:放开并鼓励生育、推进农民工市民化、提升人力资本。未来要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1)全面放开生育并鼓励生育,提升生育率。一是实行差异化的个税抵扣及经济补贴政策。二是加大托育服务供给,将0-3岁入托率从目前的4%提升至40%。三是进一步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四是加强保障非婚生育的平等权利。五是加大教育医疗投入,保持房价长期稳定。2)加快推进市民化。继续从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两个方面,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城市化。3)进一步加大教育科技投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一是继续推进教育体制改革,提高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二是调整职业教育结构,重点培养技能型人才。三是创造良性市场竞争环境,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四是建立健全多层次的自主创新体系,特别是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

例如,日本的老龄化起步于 20世纪 70年代,自此之后,日本经济增速中枢持续下滑。同样,近年来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时代,也成为中国经济增速下行、进入经济新常态的关键因素。

风险提示:人口只是经济的变量之一,且是慢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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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老龄化将使投资率高位回落

1 人口周期:世代更替的人口再生产过程

一般而言,一国扩大投资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人均资本存量,而人口扩张对投资率影响主要有三方面:

1.1 人口周期具有六大特征

一是为解决新增人口就业的制造业投资;

1.2 人口周期影响经济长周期

二是为新增人口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基建投资;

2 国际经验:人口周期拐点引发经济转型

三是为解决新增人口居住需求的房地产投资。

2.1 人口红利消失,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

然而,在老龄化影响下,这三方面的投资需求都将明显减缓。

2.2 老龄化提高消费比重、降低消费增速

这种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在我国投资率的变化中看得十分清楚。改革开放以来,2010年作为我国投资率拐点的分界线特征十分明显。2010 年之前,我国投资率随着劳动人口占比提升而不断增加,2010年达到 47.9%的历史高点;2010年之后,随着我国劳动力人口占比转为下行,投资率也逐步下降。

2.3 世代风险偏好差异影响资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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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情况:从人口红利走向人力资本红利

老龄化将加大财政压力

3.1 刘易斯拐点出现,经济增速换挡

老龄化对财政收支的压力,主要有两方面:

3.2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引发消费结构变迁

一是在支出层面,老年人口的增长,会带来养老金支出、医疗卫生服务等的增加,加大财政压力;

3.3 主力置业人群见顶,房地产市场进入新周期

二是在收入层面,老龄化环境下经济增速放缓,税基和财政收入会相应减少。

4 政策建议:放开并鼓励生育、推进市民化、提升人力资本

同样以日本为例,1975年前后,日本开始快速进入老龄化,1985年65岁以上人口比重首次突破10%,2018年已达到27.05%。相应地,日本政府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规模1990年之后快速增加,2009年、2010年和2013年三次突破了100万亿日元,占日本政府支出比重也由1972年的14%持续上升到2018年的33.75%,创下历史新高。在此背景下,日本财政赤字率长期保持在10%左右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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